409风向所倾 (1/3)

宋代的城市化和临安的郊区化（人口）

引言

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似乎都有一种模糊但却坚定的信念，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过程虽然缓慢，但却是不断上升的直线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常常忽略明清之前的事实，而对明清时期市镇的数目与规模的快速增加大书特书,他们坚信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第一次大进展，而其因由在于这一时期的人口、商业和手工业都有快速的增长。

好像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好像这是一个国家城市化自然而正常的过程。

市镇即aket town,是作为交易场所的乡村集市，一般被视为城市化的过渡阶段，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演变为大中型城市。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明清的农民不进城去？手工业为何只停留在市镇层次？中国的城市化果真就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平缓直线吗？大家不要以为这些是可笑的问题,它们都需要严肃的思考，寻求严肃的答案。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过程并非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例。

独特性不仅在于明清市镇的繁荣和大城市的相对衰落，还在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中国历史的前半段的情形，确切地说，宋朝及其之前的情形。

贯穿于各个朝代的城市化分别是什么情形？历史时期中国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

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所载的文章，就通过从历史中发掘材料，对这些问题给出了颠覆传统的解答。他经过仔细测算史书记载的各个朝代的总人口和城市人口，估算出了各个朝代的城市化率：

战国（300bc）：15.9

西汉（2ad）：17.5

唐（745）：20.8

南宋（1200）：22.0

清（1820）：6.9

清（1893）：7.7

现代（1949）：10.6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从战国时代起就已经进入一个相当高的城市化状态，并且在其之后的1500年里不断提高，到南宋时期达到了中国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最高水平22.0，这大约相当于1980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从南宋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陷于停滞，城市化率迅速下降，到19世纪中叶达到最低点6左右；在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通和近代工业的兴起，城市化进程开始复苏，城市化率也逐渐恢复，直到1949年的10.6乃至2009年的46.6。

这个结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我们几乎都理所当然地将中国的城市化当作一个线性过程。很明显，事实上这是一个倒u型曲线，而它的背后所隐藏的东西远比我们能够想到的还要多。

本文的目的就是跟随赵冈先生，细细分析从先秦到清末的中国城市的变迁轨迹。

1、城市的定义

韦伯曾经根据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特色，而判定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可是反过来看，我们也完全可以根据中国古代城市的特色判定西欧中世纪没有城市。

争论的症结在于定义过于狭窄。

什么是城市？这个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那么对城市化的任何研究都将是无源之水。

在赵冈先生的研究中所采纳的城市定义是：凡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而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者列为城市。这个标准的来源是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普查。之所以允许城市中存在不超过50的农业人口，是因为城市离不开农业与粮食，在古代中国尤甚。

给出了定义之后，还需要根据城市的性质做一个二分法。中国的城市很早以前就已经分化为明显的两大类，一类是行政区划的治所，另一类则是基于经济因素而自然形成的市镇，前者可以成为城郡，后者就直接成为市镇，两个系统的总合，成为城市。

2、战国的城市

从前面的数据已经可以看出，战国时的城市化率就已经高达15.9，这是如何出现的呢？为了进行解释，我们需要从西周讲起。

西周时期的国鄙之分非常严厉，之所以有这个划分，是因为西周的建国是以小邦征服大邦，因而不可能采冗压统治的措施，只好施行怀柔政策。

具体做法就是将周的部众分成若干股，加上殷朝移民中臣服后表现忠诚可信的氏族，分派到各地，建立军事据点，进行武装殖民。

各武装殖民单位到达指定的辖区后，便选择一个条件优良的聚居点，全单位人员聚集在一起，并筑城郭、挖壕沟，营造防御工事，形成城市。城中居民称为：国人，城郭外散居的是原住民及其他被征服之人民，称为野人或鄙人。

武装殖民集团中依然有一部分人务农以提供粮食，从而使得城市居民并不完全脱离农业，城中居住的有部分是农民；第二，国鄙之分及“野人”的自由属性也为战国时期的高城市化率埋下了伏笔。

到了战国时期，国鄙之分已然趋于消失。城乡居民可以自由交流，人民可以自由择业，国野开始争民。

《孟子﹒万章篇》对此有记载：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这样，城乡从严格对立转变为融合一体。虽然如此，周朝城郡作为行政中枢的政治性并未消失，在以后的两千多年，这些城郡始终是识或地方级行政官署的所在地及治所。

赵冈先生根据各种史料进行归纳，得到战国时期的城市和数量如下： （1）大型城市15座：面积达到6平方公里以上。总面积204.3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