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万事开头难 (1/2)

小唐伯爵决定，先挖沟渠。

按理来说，调整耕种方式要比挖沟渠这种费事费力的方式简单多了，但是实施起来，恐怕小唐伯爵就是杀掉农民的头，这些农民也不会同意。

凭什么啊？这是我们世代相传的耕种方式，怎么你说错就错了呢？哪里来的毛头小子？你下过地没？没下过就敢在这说大话？

诸如此类。

但是说实话，这并不能怪这些农民，是小唐伯爵太自以为是，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这些土地，以及土地每年的出产，是农民赖以为生的唯一资本，他们只能抓住这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一块地，哪怕它一年只长杂草，那也是一家子人活下去的指望。在见到实际效果之前，农民们是绝不会就简简单单的听谁的空口白话，就把自己的性命，加上一家人的性命就交到谁的手上。就好像我们现在，也绝对不会把自己全家的钱交到哪个陌生人手上一样。

但是挖沟渠，就简单多了。

首先劳力，理论上是免费的—领主可以对领地内的农民做任何事—这可是上帝赐予领主的权柄。再说了，就算小唐伯爵不给，这些农民还敢反了他不成？

但是小唐伯爵还是会给农民发工资，这并不是说小唐伯爵就是个傻瓜了，而是出于实际的考虑——众所周知，就是资本主义最黑的老板，也还知道每天给他的奴隶吃顿饭呢，要不然怎么有动力干活。

这是被动和主动的差别，一点工资，不论多少，哪怕是每天发个‘法国长棍’，那也是一种态度，好让农民知道这里的领主是与众不同的，不会让你们白干活，当然，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

在我们二十一世纪接受的教育里，农民伯伯是淳朴的，是勤劳的，是善良的，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农民确实是淳朴的，但他们同时是狡猾的，农民确实是勤劳的，但他们同时是懒散的，农民确实是善良的，但他们同时也是残忍的。人的两面性，在这些最卑微的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他们淳朴，是因为陌生人不会危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勤劳，是因为他们耕种的是自己的土地，他们善良，是因为在那些黑暗的年头，人若是不相互合作就活不下去。但若是有人危害到他们的利益，例如说领主要向他们收税，他们就变得又狡猾又危险，诉苦、撒谎和乞讨对他们来说是比呼吸还自然的事情——今年年成不好、老婆有病、孩子有病、自己有病、教会才收过什一税——总之，领主最好不要收税，最好在施舍些剩饭给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事情的发展就可想而知了，小唐伯爵亲自下田查看，鼻子都要气歪了！这都几天了，连个开头都还没挖好！

几百号农民就在那站着，偶尔监工过来就挥动两下锄头，没人看着就躺下睡觉——他们宁愿躺下睡觉都不愿意稍微动一下手指！

难道他们都不知道挖沟渠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吗？

他们当然知道，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不挖，总会有人挖，就算都没人挖，大不了还是像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熬着，反正年年都是这样过来的。

于是小唐伯爵就悟了，他知道自己又犯错了。

这是组织度的问题，就好像木炭与钻石，尽管他们都是炭，但是结构不一样，所以结果是天差地别。

新中国建立后，在主席的时代28年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塘坝640万口（10万立方米以下）；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延长300多万公里，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其“工程总量”体积折合土石方3610亿立方米，相当于1200座三峡工程。若参照目前水利工程造价，按土石方量简单折算，总造价为240万亿元；超过1980-2008年以来中国所有gdp总和。令人惊异的是，如此巨大的水利建设投入还只是当时全国基本建设总投入的7。08！

建国时期的农民，和中世纪的农民有什么不同吗？他们一样是人，他们一样要吃喝拉撒睡，一样要为饮食住行而发愁；但是建国时期的农民，他们有理想，他们肯奉献，这，才是最本质的差别。

小唐伯爵自问不是那位伟人，没那个本事，又没那个能耐，这个世界到现在更没有什么共产主义信仰，但是既然说到信仰那就好办了，信共产也好信基督也好，对于农民而言那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让小唐伯爵头痛的事还多着呢！相比之下农民不合作反而是最好办的了——例如，他哔哔的农民竟然还在用木犁！

然而这就是小唐伯爵少见多怪了，铁器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都是力量的象征。即便是到了现在，钢铁产量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力量的最重要评价标准。而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除了中国这种怪物级别的国家，其他的国家——比如俄罗斯，直到19世纪农奴在田地里劳动用的还是木犁！

会出现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和欧洲的科技树点的不同。

欧罗巴的冶铁技术，正如我们常常在电影里或者到的一样，一个铁匠铺，一个铁匠加上几个学徒，小作坊家庭式生产，需要的时候打开风箱敲两锤子，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用。这样的工作方式，自然是没法形成大规模集体化的冶铁。

但中国特有的高炉技术，与这些完全不同。

高炉，这就是一把双刃剑，这就是一头吞噬一切的怪兽，吞进去的是铁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