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8章 适者生存 (1/3)

孔子重战？

殿内寂了一寂。

君臣都怀疑耳朵出了错。

无数质疑的目光看向大殿前方那袭绛紫服色。

张九成便要出口驳斥,却被曾几一道眼神止住：且听她如何说。

“诸位同僚通达儒经,论经义精深非某及也。”卫希颜出口就自贬一句。

这句话听过来也很正常,她出身道门，道家未经都精通儒家，正如儒家不一定精通道家——当然，绝大多数宋儒都是通读老庄二经的。

一些朝官听了卫希颜这句话后眼神就变得有些古怪：这话听着耳熟啊。

便听卫希颜清越的声音道：“某研习兵法,倒是有些心得。学兵法，最紧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既不能脱离当时兵家所处的天下大局、国家情势、战争环境,也不能脱离学兵法者所处的天下时局、国家背景、战争环境。只见经是经,理论脱离实际,是打不好仗的。不是兵家的书写得不好,而是学者没有领会兵家著书的真义。——学习儒家经义，想来也是如此。”

以今儒释儒，本就是历代儒家的做法，宋儒亦是如此，否则也不会出现这么多学派。

但也不能就此认同卫希颜了，谁知道这句话是不是设陷阱呢？胡寅便道：“夫子之学博大精深，后儒多有谬解，故习夫子之学，须追本溯源，方能得夫子真义，更不可妄以时势，谬解夫子，篡改其学。”

“然也，正是要追本溯源。”卫希颜点头道。

“孔子生于春秋乱世，周王室倾颓，诸侯并起，争战频繁。孔子出生的诸侯国是鲁国。鲁国弱小，只有尊崇周室，才能平安，因此孔子不喜战争，多说礼，要‘尊王’。而自周室东迁后，诸侯之民困于残暴刑杀历二百余年，故孔子多说仁，多说礼仪，多说去杀，不用刑罚战争。无论周王室还是鲁国，都没法用武力使天下诸侯臣服，故而，孔子多言说教，少言征战。

“但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其思也全乎，如易之阴阳，不可只重一面。孔子也知道，仁单靠说教是没用的，于是又写威，又写讨，又写攘，只是着墨不多。盖因孔子所在鲁国势弱之故，而其学说也未为诸侯强国接纳。若孔子有管仲之遇，相齐桓公，或春秋已仁战统矣。学儒若只知经义，而不明圣人立儒之思想，难道就是读懂孔子的真义了？”

“谬论！这是谬解夫子！”张九成斥道。

卫希颜一哂，道：“儒家治学，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怎么齐？只靠仁，靠说教行不行？要不要立家法？要不要有惩罚？国怎么治？只靠文治行不行？要不要武治？天下怎么平？只靠说教行不行？”

她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适应也。生存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天下也不会一成不变。唯有适应者，才能生存，为人，则为人上之人，为国，则强于诸国。春秋鲁国弱小，故孔子多说礼。如今，大宋强盛，国家太平，非为春秋之鲁国，有实力在天下推行仁治。儒家何以讲中庸？因执两端皆非道，只讲仁不讲战，就是执了左端，只讲战不讲仁，就是执了右端，皆非孔子立儒之真义。”

孔子不迂腐，当真靠讲礼法道德，就能讲出一个天下大同？只因鲁国弱小，天下战乱，故孔子对兵家反感，重礼而少谈兵道。

卫希颜道：“《论语》云，孔子批评管仲，‘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因为管仲有僭越为臣之礼的行为，故孔子批评他不知礼。

“但，孔子又赞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今受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孔子说，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尊王攘夷，一匡天下，百姓至今受惠。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野蛮人了。

“孔子又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管仲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诸侯会盟，不战而成霸主，这是仁！

而事实上，齐国在九合诸侯前，是经历了许多次战争，才能会盟不战而成霸主。孔子说的“不以兵车”，其实暗含了征战在内：先有战，才有“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

“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但是，从仁出发，又高度赞扬管仲。可见，孔子的‘复礼’，其根本，是为恢复天下秩序——通过理顺天下秩序，使万民受益，这才是‘天下之仁’。故仁在礼之上，礼要服从于仁。显然，孔子是以政治事功作为评价政治家的根本准则，因为春秋为乱世，通过政治家的纵横捭阖，能使百姓生活在一种稳定的治世秩序内，这就是仁。”

卫希颜道：“由此可见，孔子是以仁为本，仁为内圣；如义，如礼，如义战，都是外王。”

内圣外王最早是庄子评儒家，后为儒家继承。意谓内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其中，内圣是体，外王是用。

“兵家，以戈止戈，就是从儒家的平天下、内圣外王中的‘外王’延展而出。然兵家片面强调兵戈，不以仁为体，以义、礼为节，故失了中之道。”

孔子言“春秋无义战”，批评的是不义之战，而不是一杆子打翻战争。否则，何以有周武伐商纣？

卫希颜先说明，孔子不是不言战，而是因周王室和鲁国弱小，故多用礼、用说教推行仁。然后又以孔子论管仲来阐明孔子并不反对王霸之道，只要对天下之仁有利，而战争也是外王之道，只要以仁为本，以义为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