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士大夫们认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即天下非为天子一人之私。当然,这与孔子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不同,这是指治理天下的“公”。但也有少数激进的士大夫认为,“君与士大夫共天下”,这个“共”,就是指“共有”,天下应是人君与士大夫共有,人君为首,而士大夫为从。振道社中的成员,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士大夫中的激进者,纵然初入社时不是激进者,但在长期耳濡目染影响下,也成了“共天下”的拥论者。
而名可秀在立党之会上,明确地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并将党名立为“大公党”,就是重举孔子的“大同”理想。
她在众人思潮涌动中接着立论,“吾党之立,当以圣人之‘大同’为最高抱负,此谓之至高纲领;而在家天下之当下,又须立可实现的纲领为百年内奋身之纲,谓之最低纲领,即君与士共天下,以人君为领,士为治,限君权,扩士权,尊礼制、法治与民意。——是否妥当,请诸君议之。”
她的话一停,长桌两侧的人都交头议论起来。
卫希颜暗中佩服名可秀,将孔子的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化为最高、最低纲领,这与中.共的奋斗纲领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共的最高纲领当然是实现*,这个始终不变,但最低纲领则根据现实阶段而变,最初是反帝、反封建,实现新民主主义,之后变成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后奔小康——当然不是孔子那个“小康”。如果直接将实现“大同”立为大公党的奋斗纲领,就会因为遥不可及而变得虚无飘渺,而为成员怀疑,失去前进的信念。如果只以限制君主权力的“共治共有”为奋斗纲领,那么从士权到民权就无法申张,废除君主世袭、选贤与能的“天下为公”之政就实现不了,最终还是在“家天下”的圈子里打转。
至于党内的成员们信不信“大同”能实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目标总得往高里确立。就如道家以长生为目标,佛家以修来世为目标,都是遥不可及的。然而正因为有这样至美好的大目标,真正的信徒才那么虔诚。
阁内成员经过一阵讨论后,这个至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被一致通过。
在议定纲领后,又议党内结构。名可秀道:“建政党当如建屋舍,须得有高低结构,梁柱楔门扇各居其位,各承其力,才能搭建得严密坚固。政党之内,一利职责分明,有序不乱;二利奖惩有凭;三利上下激励;四利职责监督,杜绝任事不为,或专权之行。”
众人议论后认可。
于是诸成员聚议,初步定下党内结构:以党首为总领,其下设副党首一人,执事四人,司计掌财务,司察掌党内纪律及监督,司闻掌情报,司宣掌宣传,掌书记负责文函上传下达及党务联络,司靖掌内外安全等。
对于各任职者的人选,包括党首在内,名可秀道:“当选贤与能。”重点在一个“选”字,即定党内公选制。
卫希颜便提了两个建议,一是可成立国家党议会,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党首、副党首和四名执事的提名公选,还要通过国家党议会的议员名单,以及修改政党纲领和组织规则;二是在国家党议会下设常议会,由党首、副党首、执事组成,通过党首提名的司库、司察、司宣、掌书等任职人员,并讨论处置日常重大事务。
党首也要公选?
丁起等人面面相觑,这还用选吗!
名可秀容色肃然,“吾之后又如何?选贤与能,党首亦然,子孙贤者方可上,焉可成家天下之帝王世及?”
众人耸然,其后均肃然。
卫希颜的提议遂通过。
名可秀道:“常议会为日常治事,即理事,可称‘理事会’,以与‘国家党议会’区别。”众人道可,于是定名。
又定国家党议会五年召开一次,通过党首、副党首、执事、议员的提名,即党首、副党首、执事、议员五年选一次。当然,这个时候是没有人提任职年限的,“选贤与能”的涵义即以贤能为任,而不论年龄和任职时间。
卫希颜心道,每一个大时代都有一个领袖人物,终其一生,他(她)的权威无人代替;而这个时代,就是名可秀的时代。
但是,提出公选无疑是很有意义的,这才能保证在她们这一代之后,大公党仍然能保持它的优秀。更重要的是,通过党内的公选行动来渗透民主概念,再由大公党内的民主推及到天下民治之民主,这是一步步的行动。一种新思想,必定要先得到“自己人”的认可,才能再谈推而广之。
这次阁议持续了两个时辰,被记为大公党第一次国家党议会,确立了至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确立了大公党的宗旨,确立了党内结构,并以记名投票方式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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