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7经略东洋（一） (1/6)

就在岳飞率领骁骑军伏袭金骑之前,卫希颜的舰船抵达了博多（今福冈）。

博多位于日本九州岛北部,三面临海,西南的博多湾是日本与中原王朝的海贸港口，大唐时代，日本的遣唐使就从这里出发，前往长安，管理九州事务的大宰府则在鸿胪馆接待来自天朝的客人,并与商人进行贸易。

随着遣唐使的往来不断,中原文化源源不断输入日本,直到大唐覆灭,全盘唐化的日本顿时迷茫了——这样强盛的天朝上国都覆灭了，让学习天朝的日本何去何从？在这种迷茫的心态下,日本关闭了官方遣使的贸易，直到北宋建立也未恢复，但民间商船的往来从未断绝。

由于宋朝鼓励商贸，前往博多贸易的舶商越来越多，海船一般从明州（今宁波）出发，抵达博多后，到大宰府检验公凭的货单，并呈报太政宫，太政宫准许贸易后，派遣“交易唐物使”到博多负责贸易，先是进行官方交易，然后才准许宋商与民间交易。但官方经常压低收买价格，或拖欠货款，使宋商遭受很大损失，于是很多宋商转移到九州岛的西国一带从事私人交易我的长孙皇后。

宋商在对日贸易中获利巨大，比如在国内买麝香十三个，在日本价值白米五百石，而在博多湾用七十贯买一颗日本尾张蚌珠，回国后可卖五万贯，获利几近百倍。这样巨大的利润吸引，促使赴日的宋商船只逐年增加，从一年一船次增到一年二船次、三船次，甚至一年四船次。

然而，宋船入日次数和人员的增加，让天皇朝廷受不住了，因为从太政宫批准贸易后，宋商的食宿（从进港起至回国启航止）都要由鸿胪馆按例供应，而日本国内大量农民破产，税收来源枯竭，国库空虚，很难拿出巨额款项维持宋商的食宿费用，但又不能禁止宋商赴日贸易。

这时正是平安王朝的“摄关政治”时代，外戚藤原氏把持朝政，被称为摄关家，掌握着全国最多的财富，一方面嫉妒海贸获利最大的是宋商，另一方面又不能打自己的脸说天皇朝廷供不起宋人食宿，索性颁布限海令，对来日的宋商海船发给官牒，规定年限实行定期贸易。

但宋商在巨额利益诱惑下，经常提前来日贸易，被大宰府查出后，拒绝这些船只入港。

这对宋商来说是个打击。

但商人是个独特的群体，尽管地位低下，却是社会各阶层中最具活力、最有胆色、最善于创造机会和把握机会的一群人，只要有利润吸引，他们就有自己的办法打通各个关节，有自己的渠道将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货物卖给合适的人，他们和官员、和海盗合作，并武装商船，确保海上贸易的安全畅通。

因此，对宋商来说，倭皇的诏令虽然不利，但无非是换一种方式贸易，宋商便改而进入日本其他港口，如若狭、但马、越前这些距离京都较近的地方贸易，或是进入九州沿海地段的庄园进行秘密贸易——这里，大宰府的官吏无权进入。

这些庄园是皇室宗亲、公卿权贵在全国各地拥有的私田，得名来源于庄园主会在私田里建立名为“庄”的仓库建筑，成为代表庄园主对所辖私田的权力，称为“庄园”。庄园拥有特权，不向国家纳税，并且朝廷官吏不得干涉庄园的内部事务，即所谓的“不输不入”。后来庄园增多影响到国税收入，迫使天皇朝廷颁布诏令限制庄园，但诏令如同一纸空文，上皇、天皇、摄政关白都在大肆修建庄园，却要别人限制庄园，说话未免不硬气。

由于庄园的存在，由于各地贵族贪慕海贸的利益，因此，民间贸易便在这种禁而不止的状态下悄然的热闹起来。

南廷立朝后，名可秀即筹谋着扩大海外贸易，以商贸渗透倭国，卫希颜想的是占有制海权，二人所想虽有差异，但谋求的结果却是一致，经一番策划后，便着手施行对日、对高丽的“文明”战略，扩大海贸就是实现这个战略的重要一环——日本的限海令显然不利于这个战略的施行，于是，让日本人心甘情愿打开国门就成了首要之务。

建炎二年春夏之交，泰昌商会的十几艘商船从华亭出发，由早年在日本贸易多次的会首李允亲任纲首，率领船队开进九州博多东北的志贺町，好巧不巧地停泊在新近崛起的关西武士团首领——平氏族长平忠盛为“领家”的寄进地系庄园领界内。

日本的庄园分为“自垦地系庄园”和“寄进地系庄园”，前者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庄园，而“寄进地系庄园”属于领主的投献——庄园的实际领主叫“庄司”，为了保障自身的产权，要向权门（皇族、上层贵族或大寺社）寄进一部分土地的收益以寻求庇护，这些权门就成了庄园名义上的主人，叫做“本所”或“领家”，他们为了管理庄园，会派遣代理人监视督导“庄司”，这些代理人就是“预所”，同样是庄园名义上的领主。

平氏预所对“飘流”过来的宋船当然十分欢迎，但十几艘商船开进志贺庄园，很快惊动了大宰府，按例派人去检查验证，平氏预所理直气壮，道：“舶船停在平氏庄园领界内，大宰府无权干预庄园内事，不得进入庄园领内检查。”

大宰府官吏只得怏怏而去，立即遣人禀报摄政关白、太政大臣藤原忠通重生之捡个军嫂来当当。

还未等藤原氏发作，平忠盛便向掌政的白河法皇呈上宋商进献的礼物。

这位白河法皇也是位人物，他任天皇时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