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日月合璧 《聊斋志异》手稿离合之谜 (1/1)

在我国古代的短篇伟大的一部是《聊斋志异》，老舍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郭沫若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聊斋志异》能广受人们好评，在于蒲松龄借狐、仙、鬼、妖，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反映了17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聊斋》初以抄本流传，所以蒲松龄的手稿一直保存完好，后来几经曲折，差点遗失半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蒲松龄花了30余年写成490余篇流芳百世的《聊斋志异》。在他年老时，将《聊斋志异》最后一卷誊清后，共4函8册，藏在两只樟木匣子里，作为蒲家的传家之宝，嘱其后人，对所藏先祖墨本，概不外传。蒲松龄世代皆居住在山东省淄博市。到清光绪年间第7世孙蒲价人，“闯关东”从祖籍山东淄川县（今淄博）移居沈阳，民国初年，价人之子蒲灏充任西丰县吏，又举家迁居西丰。《聊斋志异》原稿随家族带出，辗转于山东淄川和辽宁沈阳、西丰三地。20世纪50年代，蒲松龄第九世孙蒲文珊将手中半部手稿交给了国家。

蒲松龄生前十分重视《聊斋志异》手稿，其好友、清代文学名士王士祯曾许以500两黄金欲购手稿而未得。蒲松龄还为此立下家规：“余生平务必一切遗稿不许阅诸他人。”其后世也立下“长支传书，次支传画”的誓约。

清同治年间，山东大旱，遭遇大饥荒，蒲氏七世孙蒲价人携带家属“闯关东”迁至沈阳，随身带着传家之宝《聊斋志异》原稿。在沈阳定居下来后，蒲价人因在家乡读过蒙学，粗通占卜之道，便在沈阳城里摆卦摊，以此为生。临终前，他将《聊斋志异》传于儿子蒲英灏。蒲英灏青年从军，历任清军哨官、帮统，后成为盛京将军依克唐拉幕僚。依克唐拉偶然得知蒲英灏是蒲松龄后人，并问起是否有《聊斋志异》原稿，且要借阅。蒲英灏碍于祖训，又不好违拗上司。于是约定先看上半部，待归还后再借下半部。依克唐拉看完后如期归还上半部，借到了下半部去看。但天有不测风云，依克唐拉进京时，不料在京染病逝世。接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混乱过后，所借半部手稿从此杳无音讯。1941年，《盛京时报》曾援引德国的一则消息：“《聊斋志异》部分原稿48卷现存柏林博物馆”，又有传言说《聊斋志异》原稿46卷在前苏联保存，是否即遗失的那半部手稿，已不得而知。

1900年，清廷镇压义和团运动，蒲英灏奉命镇守西丰县。由于得罪了乡宦恶绅，诬指为通“拳匪”，被解职罢官，举家寓居西丰。蒲老先生临终前考虑再三，决定把手稿托付珊。

1931年，奉天省图书馆馆长袁金铠，得知蒲文珊手稿之事，就与其商量借来选印。蒲文珊认为影印是一项善举，便亲自携带手稿前去。于是袁金铠会同当时的吉林省省长王维宙组成一个《聊斋志异》原稿审核委员会承担编审事宜。手稿便存入奉天银行保管。由于“9·18”事变，选印一度被搁置。到1933年夏，选出有王士祯评语的14篇，刻印本中未收入的10篇，共24篇，题为《选印聊斋志异原稿》刊印。后来，已任伪满洲国参议的袁金铠与伪满奉天中央银行行长陈漱六，想购买手稿，但被蒲文珊一口回绝。

1947年，西丰开展土改工作，蒲家被抄，《聊斋志异》手稿也在其中。1948年冬，时任西丰县人民政府政务秘书的刘伯涛到更刻区元宝沟村检查工作，在农会旧书堆中发现一函两部褪了色的蓝布皮线装书，打开一看，发现居然是《聊斋志异》原稿，于是千辛万苦找到蒲文珊，才得以核实详情。保存的《聊斋志异》半部手稿共4册存下来。

《聊斋志异》手稿，“闯关东”渡乱世，历经磨难，在蒲家世代保护下，今幸留得半部存世。1951年，西丰县政府通过辽东文教厅，将2函4册《聊斋志异》原稿送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处。后经相关专家鉴定，2函4册是原稿4函8册中的一、三、四、七册，有234篇，比刻印本多23篇，是极为珍贵的《聊斋志异》定稿本。《聊斋志异》手稿历经两百多年，虽仅存半部，蒲家世代保护的功绩不可磨灭，蒲松龄先生也算得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