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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艺城在商业片领域进行了诸多尝试，并在主流电影市场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最佳拍档》、《最佳拍档之女皇密令》、《英雄本色》（电影工作室/新艺城）和《八星报喜》曾相继打破香港票房纪录，在竞争激烈的电影文化市场上缔造了一系列神话。新艺城的成功绝非偶然。在其缔造的神话背后，是一套自成体系、符合时代潮流的市场策略。

1．选题策略和类型策略

香港新浪潮电影运动之后，香港独立制片公司赖以生存的东南亚电影市场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新加坡开始把资金主要投向香港电视连续剧，泰国因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限制进口配额等原因而让港片举步维艰，越南市场则由于政治原因而丧失殆尽。因此，香港独立制片陷入低谷，艺术性和思想性较强而商业性薄弱的电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香港电影步入了更加商业化、市场竞争更趋白热化的历史时期。在如此严酷的生态环境下，新艺城采取的最主要的一个选题策略，是密切跟踪世界影坛的热门题材，以力保票房赢利。自1962年第一部007电影公映，至1981年，007电影已出品了12部，风靡全球。从1981年起，新艺城就戏仿007电影，推出了《最佳拍档》系列。

新艺城对世界影坛热门题材的改编和翻拍，并不是简单化地将故事发生的空间挪移到香港。再将片中的角色置换为香港人。以《最佳拍档》为例，该系列没有停留在对007影片的简单模仿上，而是从精神内核上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写。007电影的主角詹姆斯.邦德是被神化了的大英雄，《最佳拍档》的主角之一却是相貌滑稽可笑的光头佬。说着一口土得掉渣的方言（在香港发行的版本中，他说的是潮洲话；在台湾等地发行的版本中，他讲的是山东话）。他与另一位主角金刚机智、滑头有余，却绝非勇敢无畏的大英雄。简言之。《最佳拍档》以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人生哲学解构了007电影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精英主义，表现出浓郁的香港本土文化特色，并初步显示出这一时期香港电影颠覆一切权威的后现代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在后来王晶和周星驰等人的电影中被不断强化，成为90年代前后香港电影突出的文化特征之一。

《最佳拍档》系列在市场上大获成功。其后，对世界影坛热门题材和卖座影片的本土化改编和翻拍，成为新艺城常用的选题策略之一。以《阿郎的故事》为例，该片的灵感就来自一部韩国电影，叫《我最心爱的人》。在翻拍过程中，新艺城特别注重影片与香港乃至亚洲观众在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等方面达成契合。这可以称为香港电影一种行之有效的“拿来主义”。

新艺城不仅对当下世界影坛的热门题材和卖座影片实行拿来主义。而且善于从世界文化遗产宝库中寻觅养料。《滑稽时代》学习了卓别林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其艺术风格。《最佳拍档》的剧本从莎士比亚的《驯悍记》中汲取了灵感。《驯悍记》写一位男子驯服一个悍妇的故事。《最佳拍档》则包含了光头佬征服男人婆的一条情节线。《专撬墙脚》是根据莫里哀的名剧《太太学堂》改编的。至于麦嘉。他从意大利的光棍喜剧中获益良多。

在电影类型上，新艺城主攻喜剧片，在该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而多样化的尝试。喜剧片在香港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上世纪50年代。凤凰影业公司就拍摄了一批城市喜剧片。70年代，邵氏公司的《72家房客》和许冠文编导的《鬼马双星》、《半斤八两》等片则进一步掀起了“小市民喜剧”的热潮。因此。香港在喜剧片领域拥有成熟的创作队伍、丰富的制作经验和稳定的观众群。新艺城主攻喜剧片，是一种扬长避短的明智策略。

新艺城早期的作品以小人物喜剧为主，例如石天主演的《滑稽时代》和《欢乐神仙窝》等。这些影片近可以上溯至上世纪70年代香港的“小市民喜剧”，远可以追溯至卓别林的小人物喜剧，都是反映在社会中艰难求生的小人物既可笑又可怜的处境，令观众产生“含泪的微笑”。自《鬼马智多星》起，新艺城尝试了摩登豪华喜剧，主要人物不再像小人物喜剧中的角色那样既可笑又可怜，而是艳遇不断（例如《鬼马智多星》中的私家侦探“夜来香”），或者雄心勃勃、趾高气扬地要做一番大事业（例如《鬼马智多星》中的黑帮头目卡邦，《最佳拍档》中敢与意大利黑手党对抗的金刚和光头佬）。从1982年起，新艺城又创作了以《小生怕怕》、《灵气逼人》为代表的鬼怪喜剧，以《开心鬼》、《开心鬼放暑假》为代表的校园喜剧，以及《八星报喜》等家庭喜剧。

香港电影最成熟的另一个类型是动作片。新艺城则将喜剧片与动作片的类型元素进行融合，制作了《鬼马智多星》和《最佳拍档》系列等都市动作喜剧，达成了类型意义上的强强联合。此前，张彻、胡金铨、李小龙、袁和平的武侠片、功夫片和成龙的动作喜剧均不同程度地带有禁欲主义色彩，女性基本上是花瓶和点缀。或许是受上世纪70年代李翰祥的风月喜剧片颇为卖座的启发，新艺城在都市动作喜剧中摒弃了禁欲主义，而大量加入谈情说爱、争风吃醋、打情骂俏的情节，以及具有性挑逗意味的画面。在打斗场面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