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将一切盐井收归官有，设总理云兴通省盐政税务总镇管盐课的官员的头衔，竟然是总兵！这是以军法部勒井盐之生产经营，可算是军管了！”
“抽课的比例，仿佛履亩科租，官四、灶六。”
“当年的盐课收入，就达十数万两白银明季银价本来就贵，云南产铜，更是铜贱银贵，十数万两白银，那真正是一笔钜数了！”
“第六，整肃军纪。”
“可望立法，如兵余小子有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斩；如该主不首，连坐；该管官失察，责八十棍。”
“这绝不是说说而已！曾有刘文秀部小校于嬉闹之时，失手误伤民户二岁小儿致死，该管总兵判责该小校军棍四十，断烧埋银若干于民户。民户虽然悲痛，并无二话。可是，刘文秀知晓之后，大骂该总兵，传令将那个倒霉的小校，立即绑出辕门枭首，并将人头传送该民户。”
“如是，凡发兵征剿，所过道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时人有语，立法若是之严，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
“第七，秣马厉兵，整军备战。”
“平定全滇之后，兵源大幅增加，乃征发数万民夫，修建大校场，日夕操练士卒，日日小操，每逢三、六、九大操。”
“军需给养方面，做的尤其出色。”
“孙可望亲手拟定：凡兵丁日支米一大升，家口月支米一大斗，生下儿女未及一岁者，月给半分，至三岁者如家口。”
“给马分三等：头号者，日支料三升；二号者，日支料二升；三号者，日支料一升。不时查验，瘦者责治有差。”
“安杂造局四所，不论各行匠役，尽拘入局中打造，凡兵之弓箭、盔甲、交枪之类，有损坏者，送至局内，挂下营头、队伍、姓名，三日即易以新什物。”
“每兵有家口者，每冬人给一袍子；无家口者，一袍之外，人给鞋袜各一双，大帽各一顶。”
“如此养兵，真正叫士饱马腾了！”
“第七，一入滇，孙可望便亲祭孔子，然后，开科取士；同时，并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焉。”
“没过多久，文教渐兴。”
“此举，一方面为自己培养了人才，另一方面，那班田租收入减少的田主们，也觉得终有出头的一日，对于履亩科租，也就不为己甚，更加不会铤而走险了。”
“第八，笼络土司。”
“当地土司，只要效忠输诚，就可安于其位；土官虽然难御，奈何可望御之得法？可望治滇，非但再无沙定洲一类的叛乱，诸洞蛮还踊跃奋发，为官府输送了大量兵源。”
“桂林之役、衡州之役，都有大量土兵参战，且作战骁勇，悍不畏死，其所驱战象，对于来自北方的八旗兵，不论人、马，都尤具威慑，李定国两蹶名王，也有这班土兵的一份功劳！”
“这八管齐下，不到两年，全滇便面目一新，乙丑即顺治六年元宵之时，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女入城观玩者如赴市集然！明季以来，多年不见的太平盛世景象，居然在西南一隅之地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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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卓凡指画口述，侃侃而谈，口吻虽然还是一个“议论”的口吻，但和之前的史可法、阎应元不同，关于孙可望的这一大段，赵景贤几乎没有插什么嘴，关卓凡似乎也没有请他插嘴的意思事实上，赵景贤就算想插嘴，也会有无从置喙之感。
顺治初年清、明对峙、彼此攻伐的那一段历史，迄于今日，整体上来说，仍旧是模糊的、混乱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忌讳，大西余部进入云南之后，做了些什么，对之后的大局，发生了什么影响，实话实说，赵景贤并没有一个很明晰的概念，非但如此，辅政王提及的不少史实，他根本就不晓得
譬如，“履亩科租”官民如何分成？管理盐课的官员是何头衔？孙可望如何练兵？如何养兵？何时小操？何时大操？兵丁日支米多少？家口月支米多少？儿女支米多少？马分几等？各支料多少？“杂造局”以旧易新的期限又是几日？
等等，等等。
赵景贤自问还算“渊博”，我既不晓得，晓得的人，也就不会太多了吧？
辅政王呢？如数家珍！
因此，可想而知
对于大西余部入滇至出滇的这一段史实，辅政王自个儿，不晓得下了多大的功夫！
而且，辅政王之着力，不止于史实，更是以史实为根基，条分缕析，高屋建瓴，终于言前人之未能言、言时人之不能言。
千言万语汇成一个字“佩服”！
哦，不对，是两个字。
不过，赵景贤晓得，辅政王是一个从不做无益、无补之举的人，眼下这种时候，也未必有多少闲心同自己讨论学问，那么，他说这么一大篇儿，目的何在呢？
当然不是为了给孙可望“平反”孙可望投降本朝，大节有亏，再有经天纬地之才，这个“反”，也是不好“平”的。
更何况，现在外敌当前，辅政王本人也好，朝廷也好，绝不可能去公开表彰一个屈身事敌的“贰臣”。
辅政王自己也说了，“出于我口，入于你耳”莫说表彰了，就是辅政王的“明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孙可望”之说，也不能够叫第三人知晓。
但辅政王却说给了自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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